从南宋到清前期，醴陵先后办起过七所书院。其数量、规模和影响，在湖南都颇引人注目。它们大都深受“湖湘之学”浸润，并承其流风余韵，使起源于唐代的书院私学，逐渐演变为和科举考试紧密结合的官学，成为输送生员士子的唯一途径。深刻反映出儒学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兴盛演进和式微没落。历史脉络十分清晰。其中又以南宋为第一个高潮，清前期一度中兴而最终随科举废止消亡。

　　两宋时代理学大兴，朱熹(1130-1200)成为最后集大成者并开创“闽学”一派，是南宋最负盛名的理学家、教育家，在儒学中地位崇隆仅次于孔孟。宋孝宗乾道三年(1167)，他从福建崇安出发跋涉1000余公里，第一次来长沙专程访晤岳麓书院主讲张拭(1133-1180)。这次两位大师相晤“朱张会讲”，被传为学术界的千古盛事，推动了“湖湘学”与“闽学”的交流融合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。岳麓书院一时极人才之盛，群贤聚集，史称“一时从游之士，请业问难至千余人，弦诵之声溢于衡峰湘水。”影响遍及东南。在湘期间，朱熹还和张拭亲临醴陵青云山学宫讲学，留下“瑞渌池”、“朱子亭”等遗迹佳话(县人杨大异曾撰《渌水池记》记其事)。醴人慕追风彩，曾摹刻朱子图像镌碑池畔，至今石像犹存。在这个历史氛围中，朱熹的醴陵弟子邑贡生黎贵臣，乾道年间就开始在城南玉屏山讲学授徒，传播程朱理学。不久后于淳熙二年(1175)在山下建立醴陵第一所非官学的书院即“昭文书院”，因黎贵臣字“昭文”而命名。以后“莱山书院”和“西山书院”又相继而建，形成南宋三所书院先后兴起的第一个高潮，同时科举人才辈出。

　　西山书院建于淳佑年间(1241-1252)，约废于元朝(元初一度废除科举)。莱山书院则为纪念南宋吕祖谦曾在醴北莱山(东冲铺简家村)讲学所建。吕祖谦(1137-1181)与朱熹、张拭并称“东南三贤”，创理学“金华学派”(吕为浙江金华人)，世称“东莱先生”。至今醴陵其地尚有“夫子坡”、“东莱桥”等遗址。元大德三年(1299)东莱书院重修，集贤学士、山西上党人宋渤曾为之撰记，称吕讲学时“醴人士望风景从。”吕与朱熹曾同撰《近思录》，阐发周、程理学精义。朱熹对吕极为赞许，称其学“足以范俗而垂世。”又因岳麓、醴陵相距较近，张拭与吕祖谦也时相过从，与之共磋学术，讲学授徒。至今醴陵城南还有一座“二圣桥”，传即为纪念他们来往踪迹而取名。

　　朱熹第二次来醴陵是“朱张会讲”27年之后，时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。治政之际致力于岳麓书院教育振兴，特聘自己的醴陵弟子黎贵臣来书院任讲学执事，并再临醴陵学宫讲学。在学宫见到自己当年画像石刻，感慨万端，留题绝句一首：“苍颜已是十年前，把镜回看益怅然。临深履薄量无几，且将余日付残篇。”

　　至南宋末，醴陵书院教育一直较为兴旺。“东南三贤”共萃醴陵，推动讲学，掀起了重教之风。同时也促进了人材的涌现。醴陵的吴猎、杨大异、皮龙荣就是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三位理学名臣。其中吴猎更是“湖湘学派”学子中的佼佼者，醴陵西山建有“三公祠”即“宋名臣祠”，纪念的就是他们三人。据醴陵《民国县志》载：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(983)到清末废除科举，900多年中醴陵进士题名共36人，平均约25年才出一个进士。而从淳佑四年(1244)皮龙荣登第，到开庆元年(1259)丁应奎之弟丁应南考中进士，不到二十年竟有7人题名，正是三所书院皆立的高潮时期，不能不视为这时期书院教育的一大成果。其中丁应奎以“省元”(乡试举人第一名)登宝佑四年(1256)进士榜，后官至中央礼部尚书。数十年间兄弟父子竟有三人皆中进士同出一门，可算得是醴陵千年科举的“辉煌一页”。

　　元末明初，社会动荡，书院渐趋衰落。明朝建立，强化思想统治，理学日趋僵化。而科举制度却发展到极盛，并一直延续到清朝覆灭才告消亡。这时期，明末仅建“超然书院”一所，为明崇祯四年(1631)，知县朱三才创建于城北姜岭之文昌阁。清初曾数次重修。康熙六年(1667)，知县张尊贤主持修葺后改名“文成书院”，内祀曾在醴陵讲学的明朝理学大儒王守仁。康熙四十年(1701)，知县蒋晟主持见于记载的最后一次重修，复名仍为“超然书院”。

　　明正德二年(1507)，莱山书院曾迁至县城县署内，改名东莱书院。清初又改建为营署，废去年代不详。

　　王守仁(1472-1528)，字伯安，明代开创“阳明学派”的理学代表人物。因触犯宦官刘瑾贬官贵州途经湖南，讲学于岳麓书院及醴陵靖兴寺、泗洲寺。后官任南京兵部尚书，卒谥“文成”。泗洲寺和西山靖兴寺都曾留有他的题诗名篇。其思想学说在醴陵书院中极具影响。

　　清乾隆年间，醴陵建有书院三所。

　　一曰“江东书院”，县人彭之冕创建于清乾隆年间。位于市区江源，古称“江东坊”。旧志曾载书院前另建有石塔一座(即“彭髯塔”今名“财源塔”)，嘉庆时，书院废圮仅留遗址而石塔尚存，县治图中名叫“仙人塔”。

　　一曰“近思书院”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)县人重修城东朱子亭及“瑞渌池”，在此建书院共祀朱熹与吕祖谦。因两人曾合著《近思录》因此命名。后不久书院废，改门额为“朱文公祠”，即俗呼之“朱子祠”。

　　一曰“渌江书院”。位于朱子祠之西，为宋元明学宫故址。清乾隆初，移建学宫于城东何家码头附近，俗呼为“文庙”。乾隆十八年(1753)，知县管乐倡建“渌江书院”于此。道光九年(1829)，知县陈心炳以城市嚣喧，撤旧院尽为考棚，移建书院于原南宋“西山”书院遗址。所以现渌江书院准确的创建时期应为清乾隆十八年，至今已历250多年。建院伊始即转为“官学”(县学)，但却打破“左庙右学”的格局，文庙(孔庙)设在城内，学校却分开建于西山。它承岳麓书院讲学之风的余绪，所聘掌教山长(院长)，都是一时名流。在51位有姓名可考的山长中，有进士12人，举人33人，拔贡、副贡及副榜等只有3人，其中在京城、地方任过官职者大有人在。较著名有攸县陈梦元，湘潭张九钺、罗汝怀，湘阴周锡溥，益阳肖大猷等，都有著作传世。其中左宗棠更是文武兼资，主讲渌江书院为时虽不长，却有开拓一时之风气的影响，并从渌江书院起步发祥腾达，位至将相。

　　书院位于西山半腰，三面环山，面向渌水，风景秀丽。总占地近7000平方米，规模宏敞，布局典雅。首为头门，悬门联曰“恩承北阙，道接东莱”。山东曲阜孔庙又称“阙里”，所以这幅门联开宗明义，点明书院与儒学及理学的直接渊源。其次为讲堂，又次为内厅。东为主敬、正谊、明道三斋;西为存诚、进德、居业三斋。东三斋建于唐李卫公祠即靖兴寺原址，而移祠寺于左阜。后因书院肄业者增多，又在新建立之靖兴寺增设一斋名“日新”，光绪二十九年(1903)，于寺旁建成不久的“宋名臣祠”内又增设一斋名“又新”。书院原定额80名，每年于起馆前，考取生监正附各10名，童生正附各30名。额满之后，“尚有未予甄别而愿住院肄业者”，如馆后坐列有余，可准入斋诵习即为“旁听生”。因此到光绪末年，生徒增至近200人，以县级书院，规模可不算小。

　　清代各任山长，对渌江书院多有题咏。如湘潭副贡王继之《解馆留别》其一云：“白云留我住三年，久居深山客亦仙。百里莺声喧昼暖，六斋灯火破春眠。新词旧句消前债，细雨和风认俗缘。自笑兰亭成底事，永和赢得集群贤。”极写师生藏修研习之雅，可比得晋时《兰亭集序》所称的“少长咸集群贤毕至”，流露出他解馆辞任以后对学生深深的依恋之情。

　　另一位山长湘潭拔贡罗汝怀，在也是《留别》诗其二中写道：“陂陀鸟道出峰腰，纵乏亭台景自饶。细草春深红拂墓，长虹晴偃渌江桥。青山入户云先到，凉月窥林暑易消。一带江干好风味，惜无人种柳千条。”全诗共有四首，状写西山风光如画。“惜无人种柳千条”一句，也许是感慨于人才培育之不易而发，写出了一位尽瘁于教育事业的山长发自肺腑的心声，依依惜别，款款情深。

　　清末废除科举。光绪三十年(1904)，改渌江书院为高等小学堂，结束了醴陵书院的历史。次年，又改渌江小学堂为渌江中学，即醴陵第一中学的前身。湘潭革命党人，原在渌江书院肄业的刘揆一为首任监督(校长)。醴陵著名辛亥革命先烈宁太一，“南社”诗人、著名学者傅熊湘，以文词著称的卜世藩，曾任北京中国大学校长的袁家普，与蔡锷反袁举义遥相策应功震长岳的肖昌炽，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张翼鹏，《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》的作者、著名学者刘彦，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，著名军事家和将领左权、蔡申熙、陈明仁、宋时轮等等，都曾在书院或渌江中学就读。渌江书院为振兴文教、培植英才作出了巨大贡献，无愧于它灿烂悠久的光辉历史。1982年，书院曾作全面修葺，基本保存了建筑原貌，醴籍全国著名书法家李铎题“渌江书院”门额。1986年，渌江书院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