渌江桥，醴陵第一大民桥。也是宋元以迄民国，城区最具有标志性的古建筑。它最早名为“渌水桥”。公元1173年春(南宋孝宗乾道九年)，著名田园诗人范成大，赴任桂林知府(古称静江)，从江西循驿道入醴陵，留下《题醴陵驿》一诗有句云：“渌水桥边县，门前柳已黄……”据其同时所著笔记《骖鸾录》称：“比年新作桥，”桥名为“渌水”。诗自注则称：“桥为浮桥。”这是到今为止所能见渌江有桥最早的文字记载。此前，宋高宗绍兴六七年间(1136-1137)，史载湖南安抚使赵善俊曾奏停“渌水渡”钱，被誉为“善政”。证明那时县城还只有渡而无桥。

　　在水道阻隔交通的古代，桥梁至关重要。渌江桥控扼湘东孔道及南北往来要冲，八百年来屡毁屡建，修筑频繁，是它第一个重要特征。反映出它在地区交通中的重要位置。

　　宋理宗宝佑年间(1253-1258)，知县家遇(四川眉山人)首创石墩木梁桥。立五墩，跨水为六孔。长60丈，宽1丈6尺，高约5丈。桥址在今渌江桥下游50米处，北连今胜利路，南接今太同街，与东正街、建国路成十字相交，这就是十字街得名的由来。桥名正式开始称为“渌江桥”。从这时起到清末民初将近七百年间，它曾经历过二十一次毁而复建。其中七次毁于兵灾或火，十四次倾祀于水;元朝修一次，明朝修七次，清朝十三次，民国修一次。其间，除元代曾一度改名为“至正桥”，明代还曾用过“乐乐”和“惠民”的桥名，但为时都不很久，往往桥建成后又复名“渌江桥”。而桥址和五墩六孔的木桥规制，一直未变。所以虽经民国最后一次改造成大石拱桥，为九墩十孔，“六公(孔)桥”的民间名称依然相沿成习，至今难改其称，反映出一种深厚的历史人文情结。

　　渌江桥既为民桥，二十多次修建资金，则大多为民间捐募所集，官府补助有限。倡其事者，多为一方财力雄厚的富绅。其义行善举，于历代《桥记》中被赞颂流传，历历可见。如清乾隆年间，县绅彭之冕捐银万余两，两次独资修桥;又曾以60多岁高龄，被县人推举为第三次集资重修的工程总领。“两捐重赀，三肩大役”， 彭之冕的魄力和义举被一县传为盛事佳话。这彭之冕即醴陵民间口碑相传的“彭三胡子”，以排行第三爱蓄长胡而有此昵称。

　　民国七年(1918)南北军阀混战争夺湖南，北军从醴陵败退，纵火烧城及渌江桥，桥毁。民国十三年春，富绅陈盛芳倡议改造石拱大桥，捐银元3.4万元，田租250石，共折银5万元。一县闻风响应，共筹银元25万元有余，推醴籍“南社”著名诗人傅熊湘为主修，陈盛芳为工程经理，陈碧元为工程师。于1925年阴历九月在原桥址上游50米处，建成长186.7米，宽8米，2台、9墩、10孔大型石拱桥，并在桥中部架引桥连接状元洲，于洲上建桥公所及公园，成为前所未有的杰构。康有为题桥额“渌江桥”三字，傅熊湘撰并书《渌江桥碑》，均嵌刻于下首桥侧。这就是保留至今的渌江桥。它以宏伟的气势，巧夺天工的构造，雄毅的麻石体魄，成为当时湖南乃至全国少有的民修石拱大桥建筑典范。“湘东第一桥”的美誉不胫而走。陈盛芳本人也因这一壮举，达到他毕生慈善事业的最高峰。与清代的彭之冕前后辉耀史册被人传颂，民间尊称其为“芳公”。2002年，醴陵作者丁水生撰著长篇历史小说《慈善大侠》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主要演绎的就是陈盛芳修造渌江桥的史实和传奇故事。2003年2-5月，《醴陵报》曾予以连载，是该报连载的第一部长篇本土小说。

　　1986年，渌江桥被列为湖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　　八百年岁月悠悠而逝，渌江桥依然壮丽如初。禁绝载重机动车辆通行的保护措施，使它返归自然回复民间，在城区多座桥梁中，它最和市民亲近和洽共处，成为一座承载着人们万千步履和无尽遐思的步行民桥。站在桥上凭栏远眺西山，森森树影，倒映在清亮的渌江河;“芳公墓”就掩映在群山苍翠的密林中。头枕青山，目守江桥;地老天荒，永不分离!芳公的精神，已深深刻嵌在雄伟的渌江桥，和状元洲头层楼高耸的“状元阁”，一古一今，遥相对峙，滔滔江水从它们脚下蜿蜒流去，仿佛正在吟唱这一方宝地人杰地灵的悠久和绚丽……